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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粉碎“四人帮”是怎么保密的
来源:《保密工作》


政治局紧急会议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是党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按照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粉碎“四人帮”就是由叶剑英、华国锋坐镇,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抓了应召来开会的王张江姚4人。实际上,整个行动的地点不限于怀仁堂和中南海,抓捕的人数至少8个而非仅仅4个(毛远新在中南海丰泽园被就地“保护审查”,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等人负责抓捕中南海之外的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洪文的大秘书祖敏,控制主要宣传机构以及机场、邮电局等要地),参与行动的部队除了8341还有北京卫戍区。据吴德回忆,当晚在北大、清华外围也布置了不少兵力,“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由于事件本身的极端敏感性,党中央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按前引《决议》的说法,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据吴德和叶帅秘书王文理回忆,10月6日当晚,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李先念到达时,还以为常居西山的叶帅生病了,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李先念是受华国锋委托秘密联络叶剑英以争取军方和元老支持的人,在后来与华国锋、吴德的密议中,他援引赫鲁晓夫翻盘的例子说明采取隔离审查措施而不是开会投票的必要性。李先念知道原定的行动时间(国庆
节后10天),但他显然对“以快打慢”、提前行动以及行动的具体方案毫不知情。这个细节足以证明当时保密到了何种程度。

在玉泉山上,华国锋通报了当晚的行动,并当选党中央主席。为了防止发生动乱(主要是担心上海民兵),会议决定,以中发〔1976〕16号文的形式逐步向下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两个月之后再向全社会公布。

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党中央的主要办公场所,一切恢复正常后才返回中南海。至于“四人帮”,在中南海的地下工程中关了半年后转往秦城监狱,为了保密,负责看守的8341部队的战士两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系。

两次特殊的会面

粉碎“四人帮”大致可分为酝酿、决策、执行及善后四个阶段,保密贯穿全过程。据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回忆,包括到春藕斋对江青宣布隔离并将其带到预定地点,中南海内的抓捕行动实际上只持续了35分钟。相比之下,此前漫长的酝酿和决策过程,才是最凶险最难熬的。据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职位变化前,叶剑英说过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这段话突出了保密的重要,但还不足以揭示当时保密的难度按照传统说法,为了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预知此事,知情者被限定在最小范围。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事先有一个在较大范围内“摸底”的阶段,远非几个人在密室里拍板那么简单。广为流传的陈云“下不为例”的故事——叶剑英事先通过王震征求陈云的意见——是最有名的例子。

大体来说,元老和将帅方面,通过叶剑英沟通,而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主要由华国锋本人进行。资料表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分别联系后,华国锋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除了“四人帮”和被疑为其追随者的副总理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元帅之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或知晓此事。因此,《决议》说粉碎“四人帮”是“根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1980年)称之为“集体的力量”,是完全合乎史实的。

叶剑英是公认领导层中最早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毛主席逝世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元老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向军队将领李德生、苏振华、吴忠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限于当时环境,私下交流、个别串联也要拿捏分寸,话不能说深说透,大家心照不宣、点到即止。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京参加主席治丧活动期间去看望叶剑英,谈起当前形势,特别要开着收音机谈话。“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叶剑英两人首先在各自的圈子里形成了共识——与“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不采取果断行动就要“忘党、亡国、亡头”,但行动需要契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两天,遭“四人帮”连日“逼宫”、处境越来越艰难的华国锋以身体不好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为由,拐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临时住处,请他征求叶帅的意见,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为宜。“‘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吴德语),两人的谈话不到10分钟。

这是一次关键的行动。在当时,以政治局为核心的政坛存在三股力量:排名第一的华国锋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但和其他成员如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一样,作为“文革”中冒起的国家领导人(所谓“实务派”),其根基、资历和威望都不足以领导这个国家。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元老派”),除叶帅和李先念仍在政治局发挥一定作用外,其他人离权力核心相对较远甚至被边缘化了(此时叶帅 “奉命养病”,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基本赋闲,邓小平被打倒),但他们的威望、号召力和隐形资源不容忽视。“四人帮”(“革命派”)把持着宣传机构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小,调兵必须经过接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同意。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资料表明,在华国锋通过李先念搭桥、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之前,“实务派”与“元老派”的个别成员已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叶剑英和汪东兴),但华国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他人不好说这个话”。为避免引起‘四人帮’注意,李先念采取了跟华国锋类似的办法。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植物园散心。车到香山,他突然说去西山叶帅处,路上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叶帅犹豫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在一篇文章中复现了当时的场景: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父亲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这段文字与叶帅身边其他人的回忆有出入,却也传神地勾勒出当时保密的情形。

 

地下工作”与“战时状态”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深思熟虑,9月21日,叶剑英面见华国锋,两派联盟正式达成。有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行动之前,当事人两人以上的会面屈指可数,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3人从未一起碰头,最常见的是单线联系,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直到抓捕成功,3人才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碰面。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汪东兴曾这样告诉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叶帅和老华他们俩挂帅之外,他还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特别是不要到他那儿去,不要暴露秘密”。

叶帅以一生谨慎而知名,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此刻他表面上还在养病,外人看来就是钓钓鱼、读书、看文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去中南海,他从一个门进,另外一个门出,不走同样的路线。与此同时,他频繁变换住所,从不提前通知。在随员眼中,叶帅像在一场大型战役的前夕。叶剑英的秘书回忆:“在那段时间,(搬家)是很经常的事情,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搬三次家。你刚把那边安顿好,或者刚躺下半小时,突然一个电话,又搬家。我们身边的东西,都是随手一提就可以走的那种。”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叶剑英十分注意安全问题,几次向汪东兴了解情况,得知警卫是由汪东兴掌握的中央警卫团担任时,他才决定参加会议。

10月6日,决战时刻来临。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在中南海内对各行动小组做“战前动员”, 并颁布了几条纪律: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即刻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几乎同一时刻,叶剑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住地来到军科院2号楼的办公室,为晚上中南海的会议做
准备。这让叶办主任王守江有些不解: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离晚8点的会还早,叶帅这就要出发了?

4时许,叶帅驱车离开2号院,他叮嘱绰号“马头”的警卫员马西金:开会期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司机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红旗”轿车驶出军科院不久,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楼没那么多,从西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的飞机。马西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出事故又损失一架,剩下18架。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问:“‘马头’,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西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这是马西金后来的回忆。

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圆满结束,接管各个要地的任务也有了妥善安排,叶帅又有了新的指示。

“回哪个家?” 马西金问。

“玉泉山。”

得到准备开会的电话通知,王守江赶紧离开军科院,奔赴玉泉山9号楼。已经返回的叶剑英躺在卧室休息,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画了一下:“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叶帅的意思。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说了三个字:“他跑了。”

深夜11时,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马西金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他们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确切消息的人。

根据叶选基的回忆,在分别通知了叶选廉和叶选平(叶帅的另两个儿子)之后,他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7点半,闯到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兴奋得不得了”,马上去陈云家转告。这篇回忆文章写道: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邓小平在宽街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邓家人。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官方和私下两个渠道迅速传播开来。10月6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之后,由汪东兴负责通过内部电话向京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打招呼”,陈锡联负责军队系统,而这些人的秘书、警卫以及子女、亲属在获得信息方面有“近水楼台”之利。

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源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耿飙持华国锋手令带军人接管电台,而原本直管电台的姚文元不再露面并且无法联系,立刻使人产生联想。电台电视台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流言”不胫而走。在临行之前,华国锋嘱咐耿飚:“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接管电台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媒体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有些人们听惯了的语言,开始改调了。那几位天天大喊大叫的‘人物’,怎么不露面了?”

同样感到迷惑的还有英国《每日电讯报》驻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与其他信息交叉验证后,他意识到政局有重大变化,而找到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当时的北京城并不困难。10月12日,距粉碎“四人帮”仅仅一周时间,《每日电讯报》连发4篇报道,率先在境外披露了“毛的遗孀被捕”等爆炸性消息。10月7日至14日,中央分批召开一连串“打招呼”会议,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同志,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等。

19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会议上通过的16号文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开始按流程在党内传达。20日,各省按要求翻印、下发这份最初限定于省军级的文件,陆续传达至县团级及党外群众。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不得报道“四人帮”垮台消息的禁令由此废除。由于当事人的高度重视、严格要求和身体力行,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保密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特别是从酝酿到行动的那一段,堪称完美。当然,这样关系重大牵涉面有光的事件是不可能长期保密的,尤其是善后阶段,既要吧文件、信息广泛的传达出去,又要保证不泄密,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例如,10月8日,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和随王洪文到北京任职的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分别在电报和电话中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向上海的同党通风报信,泄露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因为当时大局已定,也因为很快就获得了“小道消息”的上海市民大规模上街集会庆祝、鲜明地表达了人心所向,这两人的泄密行为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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